文/刘长煌
　　
　　美国警察因暴力行为而声名狼藉，警察暴力致死事件比其他西方国家多得多。据美国民间研究组织“警察暴力地图”网站报道：2016 年警察暴力致死了1071人，2017 年 1095 人，2018 年 1143 人，2019 年 1099 人。
　　2016 年，警察暴力致死了 574 名白人、266 位非裔、183 位西班牙裔、24 位美洲原住民和 214位亚裔等。美国人口当中大约 76% 是白人（2017 年为 2.34 亿），黑人占13%（2017 年为 4800 万）。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截至2020年6月7日，美国警察在2020年已经开枪击毙了463人，比2019年同期增加了49人。2019年度只有27天没有发生因为警察暴力造成人员死亡的情形。该报调查发现，尽管新冠肺炎疫情使全美大部分民众不得不居家防疫，减少外出，但在5月份，美国执法机构依然开枪击毙了109人，不仅比去年同期增加三分之一，更是自有统计以来，执法人员开枪击毙人数最多的一个月。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美国平均每天至少有三人因警察暴力死亡。

　　一、美国警察暴力简史

　　在美国南部，警务活动最早源于奴隶巡逻（Slave Patrol），从18世纪开始，白人志愿者组成奴隶巡逻队。他们充当了南方第一支由政府资助的警察部队，主要职责是抓捕逃亡的奴隶，压制奴隶叛乱，处罚奴隶对抗奴隶主的行为等。其执法手段非常残酷，埋下了警察暴力的种子。
　　1823年，斯蒂芬·奥斯丁成立了得克萨斯游骑兵（Texas Rangers），采用暴力、骚扰和恐吓的手段来保护白人殖民者的利益。他们抓捕袭击白人定居者的土著居民，威吓墨西哥人离开他们的土地和房屋，以支持白人殖民地扩张。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得克萨斯游骑兵支持并参与了多起法外处决和私刑事件。
　　1838年，美国在波士顿建立了第一个正式的警察局，到19世纪80年代，主要城市都设立了警察局。
　　加里·波特博士说：“美国早期的警察部门具有两个主要特征：臭名昭著的腐败和残酷的暴力行为。”
　　在19世纪，警察的暴行经常针对欧洲移民社区，特别是来自爱尔兰、意大利、德国和东欧的社区，他们的文化被描述为“危险”。
　　内战以后，美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迅速，随之而来的是工会组织的罢工活动在增多。1880年至1900年之间，纽约市发生了5090次罢工，芝加哥发生了1737次罢工。那个时代的经济精英通常将罢工定性为“暴动”，他们鼓励警察强硬镇压，采取极端暴力和大规模逮捕的手段。如1897年的拉蒂默惨案，19名手无寸铁的矿工被警察暴力致死。
　　到19世纪末，地方和州政府陆续通过黑人歧视法（Jim Crow laws），这些法律规定在学校、公园、社区、饭店和其他公共场所实行严格的种族隔离。在这一时代，对黑人的私刑和谋杀案增多，而警察要么是直接参与，要么是默许和放任。
　　艾萨克·伍德亚德是一位立过功的非裔“二战”士兵，1946年2月12日光荣退伍，在返回家乡南卡罗来纳州的途中乘坐公共汽车，身上依然穿着军服，却遭到南卡罗来纳州警察的袭击，致使双目失明。
　　由于南卡罗来纳州不愿提起诉讼，时任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下令进行联邦调查，后来警长林伍德·舒尔被起诉，在南卡罗来纳州的联邦法院接受审判，但是因为陪审团都是白人的原因，他被无罪释放。
　　判决结果出来以后，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杜鲁门随后成立了一个国家种族间委员会，旨在解除种族隔离。
　　民权运动在争取正义和种族平等的斗争中屡屡遭到警察暴行，特别是在1963年至1964年的伯明翰运动和1965年的塞尔玛至蒙哥马利游行期间，媒体对警察暴力的报道引发了全国性的怒火。
　　这一时期因警察对非裔美国人和拉丁裔美国人的暴行引发了众多的暴乱，如1964年的哈莱姆区暴乱、1964年费城种族暴乱、1965年瓦茨暴乱、1966年纽约地威臣街暴乱和1967年底特律暴乱。
　　1966年，黑人休伊·顿组建了黑豹党，旨在挑战白人警察对非裔的暴力行为。黑豹党和警察经常发生冲突，引发暴力事件，造成34名黑豹党成员和15名警察死亡。
　　在越南战争期间，反战示威此起彼伏，警察通过警棍和催泪瓦斯来平息事端，导致多人伤亡。
　　20世纪60年代末期，警察暴力造成的流血事件密集爆发。1968年8月在芝加哥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一些警察摘下警徽隐瞒身份，残暴地袭击抗议者，记者也遭到警察袭击。1969年5月15日，警察在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的人民公园向抗议者开枪，导致多名抗议者重伤。1970年，肯特郡国民警卫队击毙13名大学生，是警察暴力的突出表现。
　　1971年6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向毒品宣战，带来了更严厉的执法手段，包括超级搜查令（强行闯入）和强制审判，招致警察暴行急剧增多。
　　禁毒战争被认为是警察对非裔美国人和拉丁裔美国人不当行为的罪魁祸首。
　　警方过度使用截停盘查的行为被认为是警察暴力的另一种表现。从纽约市2000年到2014年的数据来看，所有截停盘查的对象中，无辜的人占到82%到90%。截停对象遭到了心理暴力，经受了警察的侮辱、骚扰和虐待，产生了焦虑。
　　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之后，人权观察员对美国警察暴力行径表示担忧。2006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报告指出，美国“反恐战争”造成了对执法人员有罪不罚的氛围，削弱了对执法机构的问责机制，导致警察对有色人种施加暴力的几率加大，特别是针对非裔、南亚、阿拉伯、中东以及有穆斯林血统的人。警察过度使用武力比较常见的就是滥用泰瑟电击枪。从2001年到2007年，泰瑟枪至少造成150人死亡，多人受伤，有色人种是最大目标人群。
　　2019年7月4日，俄克拉荷马州威尔逊警察局两名警察出警时，对着一名“行为不检点”的嫌疑人使用泰瑟枪连续电击50次，导致28岁的贾里德·莱迪死亡，两名警察被控二级谋杀罪。
　　联邦政府资助了一项“警察服务研究”，该研究在三个大都市地区对12000名随机选择的公民进行了采访，结果发现，有13.6％的调查对象声称在上一年度遭受了警察暴力，包括语言、精神、身体上的侵犯，但是其中只有30％的人提出了正式投诉。

　　二、美国警察暴力的主要类型

　　自2001年以来，警察不当行为最常见的形式是过度使用武力、错误逮捕和非法监禁，常用手段是拳打脚踢，滥用泰瑟枪、警棍、喷雾剂、枪支等。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十大类型。

　　1.人身攻击（Physical Assault）
　　2014年7月17日，纽约警察在史丹顿岛抓捕非法卖烟的43岁非裔小贩埃里克·加纳时，白人警察丹尼尔用胳膊紧勒加纳的颈部，并且和其他警察一起将他压倒在人行道上，加纳身体肥胖并患有糖尿病和哮喘病，他不停地喊“我不能呼吸”，后来失去知觉，送医后死
　　亡。
　　加纳的死引起民众的愤慨，纷纷走上街头抗议，进而演变成“打砸抢烧”的暴力活动，警察逮捕了
　　30多人。
　　2020年5月25日，手无寸铁的乔治·弗洛伊德被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德里克·乔文跪住颈部近九分钟后死亡，引发美国及其他国家反暴力游行示威。
　　2.语言攻击（Verbal Abuse）
　　2016年7月11日，底特律白人警探纳森·威特利在脸书（Facebook）网站发帖，对“黑人的命也是命”组织进行语言攻击，被降级为巡逻人员。
　　帖子写道：“在我成为执法人员近17年中的第一次，召集大家来应对那些侵害我们兄弟的残暴行为，这里唯一的种族主义者是恐怖组织‘黑人的命也是命’及其支持者……”

　　3.囚犯虐待（Prisoner Abuse）
　　2019年8月10日，在押待审犯杰弗里·爱泼斯坦死于纽约大都会中心监狱，狱方称其为自杀，死者家属说是被警察虐待致死。“巧合”之处在于，杰弗里死亡时，其牢房门前的两个摄像头刚好发生故障，死因尚在争议之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发文，要求开展全面调查。

　　4.过度使用武力（Use of Excessive Physical Force）
　　2014年12月24日，圣路易斯警察在伯克利加油站的一次抗议活动中逮捕了密苏里州众议员布鲁斯·弗兰克斯，并射杀了少年安东尼奥·马丁。
　　布鲁斯·弗兰克斯公布了当时的录像，说警察对他拳打脚踢、喷射催泪剂，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另外还击毙抗议者，属于过度使用武力。
　　该事件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后演变成暴乱。

　　5.歧视（Discriminatory Acts）
　　在司法领域，种族歧视比较明显，据最近的官方数据显示，黑人比白人更有可能被判入狱。尽管黑人仅占总人口的13％，但在美国被拘捕的人中约有三分之一是黑人。
　　依据美国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的说法，非裔美国人和白人使用毒品的比例相似，但非裔美国人因毒品罪名被判刑的概率是白人的六倍。
　　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拉尚恩·雷表示，在没有袭击他人或携带武器的情况下，黑人青少年被警察暴力致死的可能性是白人青少年的21倍，每40小时就有一名黑人被警察暴力致死，每1000名黑人中就有一人被警察暴力致死。
　　“警察暴力地图”（Mapping Police Violence）的数据显示，在内华达州里诺市、俄克拉荷马州俄克拉荷马城、亚利桑那州斯科茨代尔等城市，黑人被警察暴力致死的比例最高，甚至高于美国的谋杀率。
　　联邦调查局（FBI）2012年的调查报告指出，黑人占美国人口的13％，但占被警察致死人数的31％。
　　虽然实施了教育和宣导，在美国社会，白人对于其他族群尤其是黑人族群的歧视，是根深蒂固的社会顽疾，到现在都难以解决。
　　2020年3月13日，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警察闯入黑人急诊室技术员布罗娜·泰勒的家里，声称她非法持有毒品，在争论过程中，警察连开八枪将她击毙。她只有26岁，当时其男友目睹了全过程，而警察在她家里并没有搜到毒品。
　　布罗娜之死引发了暴乱，抗议者围堵警车，产生激烈冲突，有七名抗议者被警察枪击，经抢救后没有人员死亡。

　　6.错误逮捕或非法监禁（False Arrest or False Im-prisonment）
　　1974年8月25日，科罗拉多州科林斯堡市警察格罗夫斯发现一只狗没有上链条，便找到邻近的房屋，遇见一个男孩（11岁），问是不是他的狗，男孩回答说是，并告诉警察他母亲在屋旁的路边停放的汽车里。格罗夫斯叫男孩把狗带进屋子里，然后走向路边的汽车。
　　恩赖特太太不认识他，但还是向他问候。警察要求恩赖特太太出示驾驶证，她只提供了名字和地址。他再次要求查看驾驶证，她拒绝了。随后，格罗夫斯抓住了她的一只手臂，强行把她拉上警车，带到了警察局。后来，一位朋友替她交保释金后才获释。
　　恩赖特太太向法院起诉格罗夫斯错误逮捕和非法监禁，要求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
　　法院认为，恩赖特太太违反了犬类管理条例，没有给狗拴链条，应该予以警告；当时汽车是熄火的，警察在没有确认她是驾驶员的前提下要求她出示驾驶证，理由不充分，据此逮捕和羁押她的行为是非法的，判决警方赔偿恩赖特太太3000美元的身体及精神损失费。

　　7.暴力威胁（Threats of Violence）
　　2007年5月，唐娜·摩尔的11岁儿子和13岁女儿（都是非裔美国人）在学校操场上与另一男孩产生争吵，被下了班的芝加哥白人警察罗伯特·史密斯殴打、诬陷、骚扰和恐吓，后来史密斯还把他们姐弟俩带到警察局进一步恐吓。当时的情景让他们的母亲非常无助。
　　事后，唐娜·摩尔起诉史密斯和芝加哥市政府，指控他们未能对屡次犯下警察暴行的史密斯进行充分的培训、纪律约束、监督和控制。后双方达成协议，警察局赔偿唐娜·摩尔60.55万美元。

　　8.性虐待、强奸（Sexual Abuse、Rape）
　　1997年4月29日凌晨时分，非裔女学生莎瓦娜和两个男性朋友在芝加哥街头行走，警察杰弗里·马尔萨里斯截停了她，说是违反了宵禁令，然后支走她的朋友，把她带到家里，实施了强奸。
　　天一亮，莎瓦娜立即报警。
　　经过庭审，法官裁决警察杰弗里·马尔萨里斯强奸和其他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同时芝加哥警察局赔偿莎瓦娜62.5万美元损失费。

　　9.刑讯逼供（Extort Confessions by Torture）
　　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布伦丹·达西是一名患有学习障碍症的心理疾病患者。2007年4月，当时年仅17岁的他被裁决犯有一级谋杀、二级性侵和肢解尸体罪，判处终身监禁，到2048年才能申请假释。
　　案件起因是达西的叔父涉嫌遗弃、谋杀女摄影师，达西作为证人为叔父提供不在场证明。然而，在没有律师陪同的情况下，患有学习障碍症的未成年人达西接受了带有欺骗性的审讯，供认协同叔父犯下了一系列罪行。
　　达西多次提起上诉，说因受学习障碍症困扰、审讯时无律师陪同以及遭遇警察“欺骗式”质询、连续多次疲劳审讯，导致他身心疲惫，精神崩溃，按照警方的意愿作出了供述，要求法庭改判无罪释放。
　　2016年8月，美国地方法院法官威廉·达芬裁定达西的认罪是被胁迫的、非自愿和违宪的，下令将他释放。11月，威斯康星州司法部对法官达芬的裁决不服，向美国第七巡回上诉法院提起上诉，阻止了对达西的释放。
　　2017年6月，第七巡回法院维持地方法院判决。8月12日，服刑九年后，达西申诉成功终获自由。
　　该案例被美国在线影视公司Netflix改编成纪录片《制造一个谋杀犯》（Making a Murderer）。

　　10.种族归类 （Racial Profiling）
　　纽约警察经常在街头即时拦停行人，进行盘问和拍身搜查，以查明其身份、是否携带武器或其他非法物品。
　　以2012年为例，纽约警察共实施截停盘查685724人次，其中605328次盘查对象清白，占88%；350743人为黑人，占53%；223740人为拉丁美洲人，占34%；61805人为白人，占9%； 4%为其他种群。341581人为14岁至24岁的年轻人，占51%。
　　在过去12年的盘查对象中，黑人所占比例为50%～60%之间，2016年为52.7%，但是黑人占纽约市总人口的比例不到25%。也就是说，警察把黑人种群看做违法犯罪群体，作为重点盘查对象。
　　
　　三、美国警察暴力之议

　　美国警察面对来自各方的指责深感压力重大，辩解说美国枪支泛滥，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警察被射杀，这使得警方内部以军事级武力对付嫌疑人的思想成为了主流，甚至越来越多的警察笃信必须把所有人当做是有可能持有枪械的危险分子。随着近年来美国治安的恶化，越来越多的平民购买枪械。在这一背景下，警方更加有理由相信面对枪械威胁的几率不断上升。
　　警察工会（Police Unions）与警察暴力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从20世纪50年代起，警察工会引入的“集体谈判权”（主要是秘密谈判）导致警察暴力致死和其他暴力行为大幅增加，尤其是针对少数族裔的虐待行为。工会通过谈判达成劳动合同，阻止执法机构在警察发生严重不当行为时解雇此警察。
　　牛津大学对美国100个大城市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增加对警察的保护力度与警察侵害公民权利的程度成正比。芝加哥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在警察工会获得佛罗里达州的“集体谈判权”（Collective Bargaining Rights）后，警察暴力事件增加了约40%。维多利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集体谈判权”出现后，警察暴力致死人数增加了40%，绝大多数死者都是非白人，研究人员将警察工会描述为“歧视的保护者”。
　　美国的警察部门通常遵循一种非官方的文化准则，即“沉默的蓝墙”（The Blue Wall of Silence）。根据这一规则，当同事存在不当行为时，他们既不举报同事的不当行为，也不会介入。他们普遍把自己当做是警察大家庭中的
　　一员。
　　对如何解决警察暴力问题的看法有很多，主要有佩戴执法记录仪、成立“平民审查委员会”（Civilian Review Boards）、减少警察的豁免权，等等。
　　美国警察暴力问题由来已久，争议很大，引起了全世界的共同关注。■
　　（作者系江西省上饶市万年县公安局教育训练大队长，曾作为联合国维和民事警察赴利比里亚、东帝汶等国三次维和，先后三次获得联合国和平勋章）
　　
　　（责任编辑：冯苗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