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留阳 伍晋
　　
　　正当防卫是我国法律赋予公民的重要权利，是人权保障的必要内容，在法律层面标示出“法无需向不法让步”的基本法理，在道德层面彰显着“惩恶扬善”“为民除害”的朴素情感。正当防卫的准确认定对于公民的自我保护、社会的秩序维护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在片面关注损害结果的惯性思维作用下，司法机关在个案中将案件事实人为割裂，忽视了案件的起因、实力的对比、人性的本能，以事后的理性判断取代事中的应激反应，对行为人提出过分要求，导致互殴认定的泛化，正当防卫的适用率极低，以致落入“僵尸条款”的窠臼。
　　刑事侦查是刑事诉讼活动的起点，其结果既关系到刑事诉讼活动的基本方向，又关乎到行为人与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还关涉到司法公信力的树立。目前讨论的重点在于正当防卫的成立条件与认定标准，却鲜有人关注正当防卫认定的程序问题。我们认为如果缺乏机制保障，再完美的理论建构都可能在实践中偏离本来的轨道。以下六个维度能够为侦查阶段正当防卫之认定提供有效的机制保障。

　　一、全面收集证据，确保客观确实充分
　　公安机关在办理涉及正当防卫的案件时，要针对案件起因、侵害性质、侵害程度、侵害时段、防卫意识以及反击力度等方面全面收集证据，在讯问嫌疑人、询问被害人及证人时要注意查明前因后果、不法侵害和防卫细节的要素，最大限度收集视频监控等客观证据，与言辞证据形成印证，搭建完整的证据链条。同时，在案件性质认定的过程中，应当坚持个别化原则，在具体案情中具体适用法律，怀着“法律不强人所难”的同理心，运用整体性思维评价案件的客观进程，避免以局部的孤立事实作为认定的依据，在重大伤亡案件中克制住“惩罚的冲动”，保持理性与客观。

　　二、强化提前介入，助推准确定性
　　“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是指检察机关对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刑事案件，在侦查环节应公安机关的商请或认为有必要时，主动派员介入，对公安机关收集证据、适用法律提出意见，并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对于重大复杂的具有防卫情节的案件，公安机关在受立案之初，应尽早商请检察机关介入侦查，听取相关意见和建议，明晰取证方向，从侦查活动起始阶段提高案件质量，构建良性互动的大控方格局。例如，检察机关在昆山“龙哥案”中，接到公安机关的提前介入请求后，当晚即派员第一时间抵达案发现场展开提前介入，实地引导公安机关侦查，全面查阅案件证据材料，对侦查取证和法律适用提出意见和建议，同时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为“龙哥案”的准确定性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三、立足常情常理，实现“情理法”的统一
　　法律是以社会“平均人”的标准而设立的，正当防卫制度的设立也是基于普通人的有效自我保护，我们不能要求行为人必须严守“不打第一枪”，不能苛求行为人在应激状态下精准控制打击力度，不能强求行为人在极短的时间内准确判断侵害人的侵害意图，这是对社会普通人不切实际的过分要求。公安机关在初步开展侦查活动后，应及时组织民警、检察官、法医、公职律师等开展专题研判。讨论方式可以设置为：第一步，侦查人员介绍基本案情和已收集的证据情况；第二步，法医分析伤情及致伤原因；第三步，公职律师侧重从认定正当防卫的维度提出意见；第四步，参会人员就证据情况、案件定性和侦查方向等方面充分讨论；第五步，检察官就案件性质的认定、案件证据的收集发表意见；第六步，承办单位作出决定。通过四方人员、六个环节的设置，可有效推动情理法在侦查阶段的融合，避免出现司法认定与国民情感的二律背反，让法律成为善良人自我保护的武器，而非束缚善良人手脚的绳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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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本刊2019年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