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8月11日，中共中央致函闽北、闽南临委：“决定闽省暂时划为闽南、闽北两区……闽北临时委员会直隶中央……闽北临委定书记陈昭礼。”
　　1931年百色起义后，邓小平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右江根据地工作难以展开，“后来我和陈豪人自己下去”，才“有相当成绩”。
　　新中国成立后，政务院总理周恩来问潘汉年和梅龚彬：那个叫“小周”的福建人哪里去了，怎么没看见？得悉牺牲，乃亲自修书给福建省委书记、省府主席张鼎丞，指示要把“小周”的遗骨迁葬福州，并专门修建烈士墓。
　　1980年，国民党二十五集团军中将司令李觉回忆，自己能走上革命道路，“受到他（陈希周）革命气概的感染……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陈昭礼、陈豪人、陈希周（小周）、陈才，四个名字，四种不同身份，却同指一人。

　　陈昭礼——福建省委早期重要领导人

　　陈昭礼，1907年出生于福建福州南台大庙山，父亲系开明士绅，具有爱国思想，热心办学和禁烟。
　　1923年，陈昭礼来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考入复旦大学，开始系统地接触马克思主义。1925年3月，陈昭礼加入中国共产党，发动带领同学参加五卅运动，开展罢课、散发传单、支援工人斗争等革命活动，成为复旦大学的学生领袖。
　　1926年12月，北伐东路军入闽，陈昭礼受中共中央委派回福州，和特派员王荷波（中央政治局委员）一道，帮助建立福建党组织，并于翌年1月任中共福州地委书记，领导开创了统一战线、民众运动、党团基层组织建设等工作的蓬勃局面。
　　1927年3月，陈昭礼代表福建党组织赴武汉参加中共“五大”，其谦和、诚恳的为人，出众的才能，受到时任总书记陈独秀的赏识，会后被留在中央机关工作，担任中央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秘书。
　　蒋介石集团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福建党组织惨遭破坏。7月，陈昭礼和陈明临危受命，受中央密派，分头回闽北、闽南，负责重建被国民党严重破坏了的福建党团组织，恢复与发展工农运动。8月中旬，中共中央来信指示，福州、南平、邵武、建宁属闽北，设一临时委员会管理，直属中央。陈昭礼即召集党员开会，传达中央来信关于“闽北临委总书记陈昭礼，组织潘作民，宣传季康”的决定，宣布正式成立中共闽北临时委员会，同时成立中共建瓯县委，由潘作民兼任县委书记。
　　10月间，陈昭礼按中央来信指示精神，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与陈明和罗明领导的中共闽南临委联系，参与筹备福建党的各县代表联席会议。会议于1927年12月4日在漳州举行，陈昭礼被推选为三人主席团成员，参与主持成立中共福建临时省委。陈明任书记，陈昭礼任省委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在白色恐怖中诞生的福建省临委，像一颗火种，在八闽大地点燃了熊熊革命烈火。在省临委的领导下，至年底全省建立了两个市委、五个县委、四个特支、八个拟建县委的新局面，全省共产党员从三百多人发展到一千余人。
　　1928年4月，陈昭礼代表省临委赴崇安领导发动上梅农民暴动。崇安县委书记徐履峻按陈昭礼指示，在闽北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武装的第一枪。
　　6月，福建党内出现一起重大事件：省临委代理书记陈祖康叛变投敌，福建党组织处在危机之中。陈昭礼机警逃脱陈祖康的诱捕后，采取应急措施，切断有关联系人，及时转移党组织，召集并主持省临委紧急会议，处理了陈祖康叛变后出现的问题，并派代表去中央报告。他又于7月3日召开省临委扩大会议，作出关于福建现状与党的目前任务、组织工作、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士兵运动、特派员条例等六个方面的决议，使全省的革命形势稳步前进。9月，中央正式批准成立中共福建省委，陈昭礼任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他从闽中仙游巡视回到省委所在地厦门后，在他的建议下，省委在厦门、福州举办了两期党的干部训练班，为各县培训了一批得力干部。至1928年底，全省有二十多个县有县委组织，党员发展到三千多人。
　　1929年春，陈昭礼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和讨论福建党的建设，并就中央对福建的指示和红四军入闽问题，向时任中共中央负责人的李立三提出建议。3月间，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入闽，闽西、闽北各地武装暴动风云四起，全省出现空前有利形势。5月中旬，因福建省委书记罗明患病，经中央批准，陈昭礼任代理书记。

　　陈豪人——百色起义的领导人

　　1929年上半年，国民党新军阀蒋、桂、冯、阎爆发大混战，桂系先胜后败。7月，蒋介石任命原桂系倒戈将领俞作柏、李明瑞主持广西军政事务，分任广西省政府主席、第四编遣区主任。
　　陈昭礼于是年7月间被中共中央调离福建转赴南宁，化名陈豪人（取“好人”谐音，党内则称陈导民），通过粤系反蒋将领介绍面见俞作柏和李明瑞。中央之所以派陈昭礼赴宁，除了考虑他在闽北起义中的领导能力外，在国民党方面的人脉关系（其岳父潘谷公是老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的福建省代表）也是其中因素。陈豪人一到广西，就积极争取李明瑞等人，赠送《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等书籍，推心置腹交谈，李表示了殊途同归之宿愿。
　　陈豪人的公开身份是广西省政府秘书长，实际身份是中共广西军委负责人。他一面在桂系反蒋上层人物中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一面深入国民党军队，秘密组织发动兵运，争取武装力量，为举行武装起义作准备。中央通过各种渠道先后派来四十多名党员干部，绝大部分是通过陈豪人向俞作柏、李明瑞推荐，安排到南宁教导总队担任政治教官或连排军官的。不久，陈豪人又推荐张云逸任广西警备大队长，李谦任副大队长，由教导总队抽数十名党员任连排长，由此使教导队逐步掌握在我党手里。他还积极策动俞、李，通令释放“四一二”政变以来桂系军阀逮捕、关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8月底至9月初，中央代表邓小平（化名邓斌）到广西，经中共广西特委负责人雷经天介绍，和陈豪人接上关系，并演出双簧：明的是邓小平在陈豪人的领导下任省政府秘书，暗中则由陈豪人掩护和协助邓小平领导广西党的全面工作。25岁的邓小平已表现出了领袖群伦、举重若轻、见解非凡的特质，小他三岁的陈豪人则属于事务性人才，事无大小，事必躬亲。中央指示的上传下达以及党内党外的各种组织工作，大都通过他的单线联系来实现和推动。
　　9月下旬，俞作柏、李明瑞不听陈豪人代表中共的诚心劝告，与汪精卫、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在南宁誓师反蒋。陈豪人乃和邓小平积极做好应付俞、李反蒋失败后的一切准备，紧急调遣一批党员干部到左右江各县，加强对当地农军的领导，利用时机，发展革命势力。10月初，俞、李反蒋失败后，俞作柏经法属越南出走香港，李明瑞因护照原因而滞留南宁。陈豪人和邓小平及张云逸、俞作豫（俞作柏之弟，中共党员）、徐冠英等人，带领广西警备第四、五大队和教导总队举行南宁兵变，继而指导李明瑞、俞作豫和张云逸分别率领兵变后的教导总队和警备第四、第五大队，撤往右江的百色和左江的龙州。
　　10月中旬，拥蒋的桂系军阀悬重金通缉陈豪人，他和邓小平早已率领满载火药与粮草的军械船溯右江而上，于10月22日抵达百色，决定先以中共掌握的武装力量在右江举行起义，拟定前敌委员会作为起义的最高领导机构，并报请中共广东省委和中共中央批准。11月2日，中央同意在左、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和创建红军，并限定起义日期不晚于1929年11月7日的十月革命节。
　　据张云逸回忆，接到中央这份来电时，邓小平已离开百色。22岁的陈豪人挑起了主持前委全面工作的重担，他和37岁的张云逸经同士兵代表一起研究，认为中央给的这个起义日期不切实际，建议改到40天后的广州暴动两周年纪念日。11月上旬，邓小平在龙州会见了李明瑞，布置了左江地区的起义工作后，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邓小平走后第二天，警备第五大队蒙志仁部突然在龙州叛变，随后中央来电，欲让邓小平留桂坐镇，但已来不及。
　　12月10日，前委在百色分别召开了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大会，进行革命动员工作，撤换军中的反动军官，有效控制了百色县长等危险分子，迅速收缴了百色公安局、禁烟局和那坡、平马、果化等城镇大商团的枪支。陈豪人领导政治部日以继夜地制定《中国工农红七军目前实施纲领》《前委通告》。陈豪人在住地清风楼指导创办了《右江日报》，许多决策、命令、标语、文告从清风楼传向右江两岸，清风楼成为百色起义的神经中枢。
　　12月11日，百色城头升起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的军旗。翌日，陈昭礼和张云逸在平马宣告分别就任红七军政治部主任和军长职务（当时未设政治委员），同时就任的有参谋长龚楚、副军长李谦和各纵队纵队长。红七军下辖三个纵队和一个特务营，约3000人。
　　12月中旬，百色城外的地主豪绅、土匪等反动武装二千多人，从西南面向百色城进攻，占据了城内部分街道。此时，张云逸军长领导的主力部队在隆安、果化未归，驻百色的红军只有五百多人，其中一部分是文职人员，情况十分危急。陈豪人临危不惧，与许卓、叶季壮等人迅速有效地组织反击。由于指挥正确，经四小时激战，将数倍来犯之敌全部击溃，百色山城保卫战获得胜利。
　　2月1日，龙州起义成功，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诞生，俞作豫任军长。经考察和了解，陈豪人和张云逸介绍李明瑞入党，并借调他到红七军，任红七军和红八军总指挥，协调指挥两军攻打南宁。
　　3月，南宁之战受挫后，陈豪人在凤山盘阳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代李明瑞承担了责任，认真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会上，陈豪人调整战略部署，决定红七军第三纵队留守右江，坚持对敌军事斗争，深入开展土地革命，伺机和红八军会合，第一、第二纵队向黔桂边界游击，扩大政治影响，解决补给。会后，他率红七军主力挺进黔南，进攻榕江县城，重创王家烈的双枪军。榕江之战是红七军创建以来的首次重大胜利，恢复了红军士气，且政治影响甚大。
　　陈豪人向中央建议：“请派党的责任同志及大批政治工作同志赴龙州工作……并请派地方党部的工作人员来色工作”。1930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广西红军今后工作给红七军前委的指示中，首次提出“军应设军政治委员”，命邓小平重返广西任此职。6月，邓小平从红八军驻地经东兰到河池，与陈豪人会合，出任军委书记和红七军、红八军总政委，在左右江根据地的发展中负全责。陈豪人任军委常委兼红七军政治部主任，在具体工作中贯彻军委决议。
　　7月至10月，红七军主力回师并恢复右江沿岸苏区后，陈豪人协助邓小平领导部队的整训和右江党组织的发展整顿工作。
　　11月7日，红七军第一次党代会在河池召开，选举前委，邓小平为前委书记，陈豪人当选为前委常委和士兵行动委员会书记。会议在争论中结束，以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通过了中央代表邓岗（拔奇）的报告，同意执行中央指示（时值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统治中央），集中力量攻打桂林、柳州，到广东小北江建立根据地。邓小平事后在《七军工作报告》中写道：“（前委会议）拔奇同志出席，报告六月十一政治局的决议，我们接受了这个路线……河池会议完全在接受立三路线下开的，确定了第七军的任务是‘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
　　部队整编后，陈豪人仍任红七军政治部主任兼第二十师政委，邓小平任军政治委员兼第十九师政委。11月10日，整编后的红七军七千多人，从河池出发，离开右江根据地，北上攻打城市。指战员作战虽英勇顽强，但敌众我寡，融县长安镇一战屡屡受挫，造成重大损失。
　　陈豪人通过实际斗争认识到，执行李立三“左”倾冒险方针是错误的，于是支持邓小平、张云逸从实际出发的意见，部队放弃攻打桂林、柳州，转向敌人力量弱的湘桂边境发展，以便日后与朱毛红军会合。前委思想认识统一后，红七军渡过浔江，到达福禄镇，通过多民族聚居区瑶山，奔袭武岗，迅速攻占湘桂边境重镇全州。
　　1931年2月，陈豪人和中央特派员邓岗受前委委托，由桂林地下党组织安排，经广州到上海向中央汇报。
　　
　　（摘自《党史纵横》2016.4  葛伯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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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本刊2016年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