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晓磊

　　在文物安全治理领域，英国已建成成熟完备的文物防控打击体系。其依托完善的法律规范、专业的执法队伍、高效的跨部门联动与多元共治模式，全方位打击文物盗掘、馆藏偷盗、跨境走私、文物洗钱等违法犯罪，综合治理成效与实战能力位居全球前列。但该体系存在明显结构性短板，馆藏内部监管松散、行业信息互通不畅、跨国文物追索难等问题长期存在。2023年，大英博物馆特大文物失窃案，彻底暴露了英国文物治理“对外严苛、对内松弛”的深层漏洞。
　　
　　一、英国文物犯罪打击的组织体系与运行机制

　　（一）层级完善的文物保护法律法规
　　为筑牢文物安全防线、规范文物流通秩序、精准打击文物违法犯罪，英国结合国内治理实际与国际合作准则，构建起层级清晰、全域覆盖的文物法治体系。该体系以国内专项立法为核心，以国际公约为补充，配套细化执法监管规则，既能惩处古迹破坏、文物偷盗等传统违法行为，也可精准应对跨境走私、黑市交易、文物洗钱等新型链条化犯罪，为一线办案、行业整治、涉案惩戒提供权威法律依据。各项核心法律的适用范围与实战价值具体如下。
　　1.《1968年盗窃罪法》。该法是英国规制文物偷盗案件的基础性法律，明确将公立馆藏、私人收藏、野外出土文物遗存纳入合法财产保护范畴。任何人未经权利人许可，私自盗取、侵占文物或非法挖掘古代遗存，均可按盗窃罪定罪量刑。但该法适用范围有限，仅规制权属清晰的文物盗窃行为，无法约束无主遗存的私自挖掘与私下交易，且无域外执法效力，难以追责境外关联文物犯罪。2019年案发、2025年终审的布伦海姆宫黄金马桶盗窃案是其典型案例。该案涉案18K纯金艺术藏品保险价值高达475万英镑，嫌疑人驾车冲撞破门盗取文物，事后疑似熔毁文物销毁物证、掩盖罪迹。牛津刑事法院依据《1968年盗窃罪法》及涉案资产追缴条款，判处主犯4年有期徒刑并叠加剩余刑期，对高价值文物盗窃犯罪形成震慑。
　　2.《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约》。英国于2002年正式加入该公约，主动参与全球文物治理，承担打击非法文物跨境流转、规范跨国交易的国际责任。该公约虽不能直接作为国内司法裁判依据，但补齐了本土法治短板，明确了非法文物跨境交易的违法属性，是英国开展跨国执法、追索流失文物、参与全球文物治理的核心法理支撑。2024年至2025年，多国联合发起“潘多拉行动”跨国执法专项，英国依托公约规则，联合23个国家及三大国际执法机构，捣毁多个社交媒体跨境文物销赃团伙，累计缴获非法文物37727件，跨国治理成效显著。
　　3.《2003年文化物品（犯罪）法》。作为英国文物犯罪治理的核心专项法律，该法精准填补《1968年盗窃罪法》的监管空白，新增“交易被污染的文物”独立刑事罪名，彻底堵死文物流通环节的法律漏洞。法条明确，无论文物源于国内非法盗掘、古迹剥离或是境外非法流入，行为人明知文物权属、来源违法，仍擅自收购、囤积、转手交易的，即构成刑事犯罪，最高可判处7年监禁。该条款从交易终端震慑文物黑色产业链，是当前英国打击文物黑市、追责文物犯罪的核心执法依据。
　　4.《海关法》。该法由英国皇家税务与海关署、边境部队专属执行，是防范文物非法出入境的核心防线。法律赋予边境执法人员完备权限，可在各出入境口岸对可疑人员、货物、包裹开展拦截、查验、搜查与扣押工作，严厉打击虚假报关、低报价值、隐秘夹带等文物走私行为，全方位阻断文物非法跨境流通渠道，是跨境文物执法的重要准则。
　　5.《艺术品和古物出口控制法案》。该法案聚焦本土珍贵文物外流防控，建立了严格的文物出口审核机制。存续超50年、具备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本土古物与艺术品，永久出口必须通过官方资质审核与价值评估；获评“国家珍宝”的核心文物可暂停出口审批，为本土文物留存预留缓冲空间，守住国内文物资源安全底线。
　　除五项核心法律外，英国配套多项专项法规，构建起覆盖古迹保护、馆藏管理、资产追缴的完整惩戒体系。《1979年古迹与考古区域法》专项整治野外非法探测与盗掘。2025年比斯顿城堡“黑夜猎手”盗掘团伙案中，5名嫌疑人违规探测盗挖国家级古迹，执法部门依据该法成功定罪，实现前端精准打击。《2002年犯罪所得法》专攻涉案资产追缴。2025年华商文物洗钱案中，英国高等法院依托该法民事追缴规则，无需刑事定罪即可追缴2740万英镑涉案资产，破解了文物洗钱追赃难的困境。2025年海尔斯修道院盗掘案中，执法部门叠加适用多项法规多重追责，进一步完善了基层文物违法整治机制。

　　（二）分工明确的专业执法队伍
　　针对文物犯罪隐蔽化、链条化、专业化的特点，英国组建了权责清晰、协同高效的专业执法体系。以皇家税务与海关署、国家打击犯罪总局、伦敦警察厅为核心，形成覆盖边境防控、案件侦查、情报研判、风险预警、资产追缴的全流程执法链条，实战办案优势突出。
　　1.皇家税务与海关署。该机构兼具边境管控与文物专项执法职能，《2003年文化物品犯罪法》赋予其文物案件调查、取证、公诉的法定权限。文物走私为其重点执法事项，一线人员拥有现场调查、物品扣押、案件移送等完整权限，主要负责口岸筛查、跨境线索核查、非法文物拦截、走私案件初查等核心工作，是打击跨境文物犯罪的主力部门。
　　2.国家打击犯罪总局。该局于2013年10月成立，前身为严重有组织犯罪打击部门，属于独立执法机构，执法自主权较强。该局设立文物治理专项指挥中心，重点排查高端艺术市场、私人仓储、离岸自由港等监管薄弱领域的文物违法风险。2024年，该局发布文物安全“黄色警报”，警示高净值人群私藏非法文物的行业乱象，同步规范艺术品行业核查报备制度。同时，依托专业情报平台整合犯罪数据，研判作案规律，主导重大文物经济犯罪的线索核查、资产冻结与涉案追缴工作。
　　3.伦敦警察厅。其1969年设立的艺术与古董艺术品专项小组，是英国唯一专职处置文物、艺术品犯罪的专业队伍。伴随伦敦成为全球第二大艺术品交易市场，文物非法交易、馆藏偷盗案件逐年增多，该小组职能持续升级，统筹负责全国重大文物刑事案件侦查工作。2025年，该小组联合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遗产犯罪特别工作组，完成323件跨境流失文物的取证、鉴定与溯源工作，为文物追索返还提供了关键证据支撑。

　　（三）联动高效的协同与国际协作机制
　　1.国内跨部门联动机制。《2013年打击犯罪与法院法》为文物犯罪跨部门联合执法提供了法定依据，明确多部门协作义务，允许各执法主体常态化联合办案、签订合作协议，构建制度化协同治理模式。
　　法案建立标准化情报共享机制，要求各地警方、文博、金融稽查部门及时推送文物违法线索，由国家打击犯罪总局汇总研判、闭环处置。国家打击犯罪总局统筹全域线索数据，海关保留边境专属情报权限，实现执法信息无缝对接。比斯顿城堡盗掘案的快速办结、成功定罪，正是依托多部门联动与情报共享，完整固定作案证据，推翻嫌疑人无罪抗辩，大幅提升办案质效。
　　2.跨国联合执法协作。现代文物犯罪跨国化、组织化特征显著，单一国家执法难以根治。英国依托多边平台搭建常态化跨境治理体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遗产犯罪特别工作组2016年试点、2021年正式运行，汇聚46个国家和地区的执法与专业力量，专职开展文物案件处置、执法培训、跨境协作与文物返还工作。2022年至2024年，该工作组累计查获非法文物3400余件，涉案价值超1.5亿欧元，治理成效突出。
　　英国与该工作组保持深度合作，依托其专业资源破解多起文物溯源、权属认定疑难案件，助力周边国家提升走私拦截能力。2024年至2025年参与“潘多拉行动”，联合多国捣毁跨境社交媒体文物销赃网络，充分彰显了国际协同执法的实战价值。
　　 
　　（四）多元互补的专业支撑体系
　　英国文物治理形成“执法主导、专业支撑、国际补充”的多元共治格局，各主体分工清晰、协同发力。海关负责边境拦截与文物初鉴，警方负责案件侦查与现场取证，国家打击犯罪总局负责情报研判、团伙深挖与资产追缴，国际组织提供跨境溯源、文物返还协调等专业支撑。该体系可适配各类文物案件处置，既能快速查处基层零散盗掘、轻微古迹损毁案件，也能攻坚文物洗钱、规模化跨境走私等重大复杂案件，构筑起全方位的文物安全防护网络。

　　二、英国文物犯罪打击体系的运行特征

　　（一）预防、侦查、追索全链条闭环运作
　　经过长期实战打磨，英国构建起事前预防、事中侦查、事后追索的文物治理闭环模式，覆盖文物犯罪防控、处置、挽损全流程，兼顾常态化治理与事后惩戒修复，综合防控效能突出。
　　事前预防层面，英国推行全民共治模式。英格兰历史遗产委员会联合基层邻里组织发起“遗产犯罪计划”，设置匿名举报奖励，鼓励群众上报文物违法线索，常态化开展普法与执法培训，提升全民文物保护意识。2025年海尔斯修道院盗掘案中，正是依靠社区巡查与居民及时举报，执法部门快速介入止损，有效遏制了古迹被破坏与文物流失，凸显出源头防控的重要作用。
　　事中侦查层面，英国建成全域文物侦查网络，各地警方配备专属遗产犯罪联络官，对接文物机构获取技术支撑，依托数字取证、痕迹比对、文物溯源等现代化技术，高效侦破团伙盗掘、高价值文物偷盗、黑市交易等复杂案件，保障办案精准规范。
　　事后追索层面，英国采用“跨国协作+自主协商”双轨模式推进文物回流。国际上依托多边平台开展跨境追索，2025年协助多国追回近200件流失文物；国内文博机构主动完善返还机制，2022年霍尼曼博物馆向尼日利亚归还72件贝宁青铜器，2023年英国出台专项返还政策，规范返还流程，让文物回流工作更加高效规范。

　　（二）执法队伍专业化建设常态化落地
　　英国持续推进文物执法专业化、科技化、规范化建设，从人才培养、技术赋能、行业联动、司法约束多维度发力，持续提升文物犯罪现代化治理能力。人才培养上，英格兰历史遗产委员会建立标准化培训考核机制，从业人员持证上岗，同时吸纳志愿者参与基层防控，搭建“专业+民间”双层防控队伍。技术赋能上，执法与安保人员定期开展专业培训，运用数字取证、文物溯源等技术破解办案难题。行业联动上，两级博物馆安全集团实现预警信息快速流转，有效压降文物犯罪率。司法惩戒上，英国创新治理手段，比斯顿城堡盗掘案中，法院出具五年行为禁令，禁止涉案人员进入全国保护古迹，从源头上杜绝再犯风险，强化执法震慑力。

　　三、英国文物犯罪治理中的制度漏洞——以大英博物馆文物失窃事件为切入点

　　2023年8月，大英博物馆曝出建馆以来最严重的文物失窃损毁案件，引发全球关注。本次事件涉及2000件跨度公元前15世纪至公元19世纪的金银器、宝石、雕刻饰品、玻璃器等珍贵馆藏，多数文物长期封存库房、从未展出，处于监管盲区。2024年3月，馆方对前资深员工彼得?希格斯提起民事诉讼。经查实，2009年至2018年，希格斯利用库房管理职务便利，盗取、损毁馆藏文物1800余件，通过跨境电商外销牟利，同时恶意篡改馆藏数字化目录掩盖罪行，致使犯罪行为隐匿十余年。该案直观暴露了英国馆藏内部治理的致命短板，与其成熟的外部执法体系形成强烈反差，凸显出“重外部打击、轻内部管控”的制度缺陷。

　　（一）内部监管机制形同虚设，岗位监督严重缺位
　　大英博物馆藏品与安保管理制度极度松弛，全流程缺乏闭环监督约束。库房人员可单人进入核心库区，离岗无需安检，文物存取、盘点、归档无双人核验、无交叉监督。专属通行与免检权限，为工作人员监守自盗提供了便利。同时，馆方存在严重履职懈怠，2014年已出现文物售卖可疑线索，2021年多次收到实名风险预警，但馆方始终敷衍整改、未开展专项核查。直至2023年舆论发酵，馆长引咎辞职。十余年间，博物馆未建立常态化盘点、轮岗、风险排查制度，最终导致大规模文物失窃案件长期隐蔽，暴露了馆藏内部监管的根本性漏洞。

　　（二）文博与执法衔接不畅，信息壁垒问题突出
　　英国文博机构与官方执法体系衔接脱节、信息闭塞。2023年案件曝光后，警方侦查进度迟缓，时隔近一年才启动起诉程序。截至2025年，1800余件失窃文物仅追回350件，追赃效率极低。同时大英博物馆信息化建设滞后，800万件藏品仅半数录入公共数据库，大量封存、老旧藏品无规范备案，文物丢失损毁难以被及时发现。馆方长期隐瞒安全隐患、缺乏应急处置机制，彻底错失文物追索黄金窗口期，与官方高效的跨部门协作体系形成鲜明反差。

　　（三）馆藏安防体系薄弱，硬件制度双重缺失
　　大英博物馆安防体系存在硬件老旧、制度缺失的双重短板。馆内智能预警、门禁核验、高清监控等安防设备老化不足，仅依靠人工粗略巡查，安保投入严重不足。2000年后馆内已多次发生小型文物失窃案件，但始终未完成系统性安防升级整改。同时，藏品管理制度混乱，大量殖民时期入库文物未规范建档，文物丢失损毁长期无人发现。当前全球文物走私产业链成熟、违法牟利空间大，文物犯罪违法成本极低，即便外部执法体系完善，也无法弥补馆藏源头防控的核心短板。

　　（四）跨国追索存在多重法律壁垒，文物回流难度大
　　英国法律体系与国际文物保护规则存在冲突，大幅抬高了跨境追索门槛。英美法系文物权属认定规则与文物原属国标准相悖，《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约》无溯及力，无法规制殖民时期文物掠夺行为。英国善意取得制度规定，被盗文物经第三方善意持有满六年，原属国即丧失追索权。2016年修订的慈善法，将大英博物馆排除在文物简易返还规则之外，馆藏文物返还审批流程烦琐。实务中，流失文物大多历经多次转手、线索断裂，叠加跨境诉讼成本高、执行难等问题，追索周期长达数十年。英国现有治理机制仅能处置近期权属清晰的非法贩卖文物，历史流失文物的追索壁垒难以突破，是其治理体系的核心短板。■
　　
　　【作者简介】孙晓磊，中国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法学英语教学和翻译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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