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长煌

　　一、护士雪莉被杀

　　1986年2月24日下午5时55分，工程师约翰·鲁滕下班回到家，感觉有点不对头，车库门敞开，送给妻子雪莉作为订婚礼物的银色两门宝马汽车不见了。难道她不在家？这不正常，因为她请了病假在家休息。
　　鲁滕急忙冲进家里，妻子躺在客厅里，一动不动。地板上散落着瓷花瓶的碎片。电视墙部分倒塌，书柜抽屉被拉出，里面的东西散落在地板上。
　　他声嘶力竭地大叫，然后打电话报警。
　　洛杉矶市警察局首席凶杀案侦探莱尔·梅耶尔赶到现场。这是一起入室盗窃演变的杀人案，现场位于洛杉矶范奈斯区一座封闭式公寓大楼内。经现场勘查，推断两人作案的可能性大，窃贼是从未上锁的前门进入，其中一人在客厅翻东西，另一人上楼。雪莉听见响声，下楼查看，与窃贼相遇，惊叫。窃贼为了隐瞒行踪，便将雪莉杀死。雪莉外罩长袍、内穿T恤和短裤，表明她并不是在等客人。
　　雪莉身高1.82米，身体健壮，与窃贼的对抗非常激烈。二楼现场留有一颗0.38口径的子弹。楼梯上的血迹和前门附近的血手印表明雪莉曾试图逃跑或按下紧急按钮报警。雪莉的左前臂被咬伤，头部遭到花瓶击打。袭击者从房间里拿走了一床被子，可能是用来掩盖枪声。
　　隔壁邻居后来说，她听到了扭打和尖叫声，但没听到枪声。她以为是家庭争吵，就没有报警。
　　雪莉的胸部中了三枪，子弹刺穿了心脏、肺部和脊柱，雪莉当场死亡。随后，凶手偷走了停在车库里的宝马汽车。房子里的大多数物品看起来都没有被翻动，包括雪莉的珠宝盒，放在她梳妆台上很容易发现。这说明事发突然，整个过程很短暂。
　　凌晨两点，洛杉矶县验尸官办公室的犯罪学家劳埃德·马哈尼赶到现场检查尸体。这是当晚他勘查的第二起凶杀案。马哈尼首先查看了受害者身体周围的痕迹物证，头发、纤维和任何异常的东西，但没有发现很有价值的线索。接着他打开了一个性侵案件工具箱，用拭子采集了受害者隐私处的液体。
　　看到雪莉手臂上的咬痕，他用一根长长的棉签，小心地擦拭袭击者牙齿留下的印痕，然后装在带有红色橡胶塞的瓶子里，拧紧塞子，在瓶子上面贴上标签，写上案件编号和他的名字。接着，将瓶子放入洛杉矶警局特制的5×7英寸物证信封内，在信封上写下雪莉的名字及提取物证的简要介绍。
　　现场勘查结束时，太阳刚刚升起。他开车回到验尸官办公室，证据保管员于1986年2月25日上午10时32分将雪莉手臂上的咬痕拭子登记并保存。
　　雪莉的父母亲从亚利桑那州来到洛杉矶，找到主办侦探。梅耶尔说，警方正在寻找一名或多名与这起谋杀案有关的窃贼。警方已经排除了死者丈夫鲁滕的嫌疑，也排除了性侵。
　　雪莉父亲说，女儿雪莉在一个多月前曾抱怨过，说鲁滕的一位前女友曾经到医院找到她，与她对峙。雪莉父亲不知道这个女人的名字，但女儿说过这人是洛杉矶警察。在雪莉父亲看来，这个女警察是头号嫌疑人。梅耶尔记下了这个信息，但好像不太在意。
　　案发一周后，被盗的宝马汽车被发现遗弃在附近的废墟中，没有找到什么线索。
　　案发两个月后，有两名男子试图在距离雪莉公寓几个街区的地方入室盗窃。梅耶尔得知其中一人挥舞着手枪，立即将这两名窃贼列为谋杀雪莉的头号嫌疑人。但是，这两人从此销声匿迹，找了几个月也没有进展。
　　1986年10月下旬，谋杀案已经过去了8个月，《洛杉矶时报》报道了该案，雪莉父母悬赏10000美元征集有关线索。主办警官梅耶尔在报纸上将嫌疑人描述为两名拉丁裔美国人，身高在1.63米至1.68米之间。
　　1986年，也就是雪莉被杀的那一年，洛杉矶记录了831起谋杀案，这个数字几乎是现今的三倍。1986年底，洛杉矶警察局凶杀案组破获538起，破案率为65%。其中463人“例外结案”（逮捕后检方拒绝起诉，主要涉及家庭纠纷或其他纠纷的死亡案），75人为“其他原因”不予起诉，多数是警方不可控的原因无法逮捕的案件，如嫌疑人死亡或无法押解到洛杉矶，等等。
　　洛杉矶警局的数据统计是依据逮捕时间来计算的，如果凶杀案发生在头年12月下旬，但逮捕是在1月进行的，那么破案将计入逮捕那年，而不是案发那年。这个统计方式中，破获积案可以提高当下的破案率。比如2009年洛杉矶警察局奥林匹克社区分局登记了7起谋杀案，但该分局却破获了15起谋杀案，破案率高达214%，令人瞠目结舌。
　　1986年12月31日，洛杉矶警局在案统计时，把雪莉谋杀案列入293起未侦破案件之一。
　　很少有人能想到，在此之后，探案技术即将实现划时代的飞跃。自1901年苏格兰场把指纹鉴定用于犯罪识别以来，再一次颠覆性突破。
　　雪莉去世7个月后，在距洛杉矶半个地球之外的地方，DNA（脱氧核糖核酸）首次被用于刑事调查。

　　二、血染小镇

　　1983年11月22日，英国那博勒小镇一条废弃的小路上发现了一具尸体，死者名叫琳达·曼，15岁，死前遭到了性侵。在此之前，那博勒小镇多年来都很平静，从未发生过暴力事件。这个案子让小镇蒙上了阴影。
　　警察在案发现场提取凶手遗留的痕迹，经过化验得知，嫌疑人是A型血，但是A型血的人很多，案件陷入了僵局。
　　三年后，也就是雪莉被杀的1986年，小镇刚刚恢复平静，7月31日又发生了一起杀人案，死者名叫唐·艾希渥斯，像琳达一样，也是被勒死的，并遭受了性侵。
　　这两起案件的作案手法高度相似，精液检测结果都显示凶手为A型血，凶手很可能为同一个人。小镇居民们为此恐慌不已。
　　警方成立了一个200人的专案组，很快锁定了一名嫌疑人，就是有学习障碍的男孩巴克兰德。巴克兰德承认杀害了艾希渥斯，时而又翻供，但矢口否认三年前杀害了琳达。案件再次陷入僵局。
　　巴克兰德究竟是不是凶手呢？大卫·贝克警长想起莱斯特大学的杰弗里斯教授，他刚刚发明了一项新的技术，DNA指纹图谱，看上去像一个小条形码。杰弗里斯教授提出，每个人的DNA图谱都不相同。于是大卫警长就想，是否可以用这种方法确定巴克兰德是不是真凶？令他感到意外的是，DNA检测结果表明，两起案件的凶手的确是同一个人，但却不是巴克兰德。
　　由于巴克兰德的智力问题，没有人知道这个男孩究竟为什么会承认杀了人。当务之急就是寻找真凶，警方要求附近17岁至34岁的男性居民全部接受调查，共5000人。进行血液检测，其中有1000多人是A型血。接着将这1000多个男性的DNA图谱与犯罪现场的DNA进行比对。忙活了大半年，这1000多个样本当中竟然没有一个人的DNA与犯罪嫌疑人吻合。难道是技术出现了问题，还是没有把真凶圈进来？
　　案件陷入僵局。
　　一年过去了，1987年9月16日，有女子打电话给警局称，她在酒吧里无意听到有个顾客跟朋友说，面包师科林·皮奇福克曾经花钱雇他代替去接受DNA检测。
　　大卫警长迅即抓捕皮奇福克。经检验，他的DNA和两名受害者身上提取的嫌疑人DNA相符，正是两起强奸杀人案的真凶。
　　1988年1月，皮奇福克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位依据DNA证据被定罪的杀人犯。从此，世界警察探案进入DNA证据时代。
　　
　　 三、DNA之争

　　法医科学家和法律历史学家将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称为“DNA战争”时期，世界各国对DNA的权威性争议不断。在美国，起初DNA证据被各州、各司法管辖区接受，辩护律师对此束手无策。但是在1989年“人民诉卡斯特罗”（PEOPLEV.CASTRO）一案中，被告两位辩护律师说糟糕的实验室检验程序不足以把卡斯特罗的DNA证据作为呈堂证供被采信。他们的辩护词最终被纽约法官采纳，DNA证据被排除。此判例震惊了世界刑事司法系统。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检察官、辩护律师、法医科学家、法官、警察等相关方围绕DNA的权威性产生了激烈抗争。直到来自耶鲁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家理查德·罗伯茨（1993年诺贝尔生物学奖获得者）、遗传学家肯尼思·基德及其他著名的分子生物学和群体遗传学专家出面证实DNA鉴定的有效性，DNA的权威性之争基本结束，其有效性得到世界各国的肯定。于是，辩护律师转而关注DNA证据的提取、保存及鉴定程序。典型案例为“世纪大审判”。
　　1994年6月12日，妮珂和罗纳德在洛杉矶布伦特伍德附近的公寓外被刺死。警方迅即逮捕了妮珂的前夫辛普森，并在辛普森的家里搜到一副染血的手套。经DNA检测，手套上的血液就是受害者的。此案于1995年1月24日开审，到10月3日结束，历时八个月。
　　辛普森是美国橄榄球运动员和演员，聘请了一支律师团队，被称为“梦之队”。他们辩称血手套是警察栽赃的，着重攻击洛杉矶警察局有种族偏见的历史。以黑人占多数的陪审团宣布辛普森无罪释放。该审判被称为“世纪大审判”，并被描述为历史上“最受关注”的刑事审判。
　　“世纪大审判”在DNA的历史上有重大意义，DNA一词在法庭上被使用了10000次，既体现了DNA的权威性，但也告诉人们，光有DNA证据还不够，尚需其他辅助证据。

　　四、DNA改变警方办案方式

　　尽管法医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对雪莉谋杀案的调查仍然停滞不前。多年来，她的父母一直没有放弃。1987年11月，他们返回洛杉矶并召开新闻发布会，把赏金提高到20000美元。雪莉的丈夫鲁滕也在场。
　　1988年，雪莉的父亲写信给时任警察局长达里尔·盖茨，请求他介入此案，着重调查鲁滕的前警察女友是否涉案。但没有收到任何答复。
　　1981年，年轻警察大卫·兰姆金被分配到信息部工作，主要职责是维护全市范围的犯罪数据库。正是此人为洛杉矶警察局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98年10月，联邦调查局推出了一个名为“组合DNA索引系统”的DNA数据库，刑警能够将犯罪现场收集的DNA样本与大量潜在嫌疑人的DNA进行比对。兰姆金推动洛杉矶警察局与地方检察官成立“清理积案小组”，清查全市范围内的积案。小组最初由七名侦探组成，分为三组，每组两人，兰姆金居中协调。
　　洛杉矶警察局记录的最早的凶杀案是西蒙谋杀案。1899年9月9日晚上，市中心一名叫西蒙的男子被杀，一直悬而未破。由于过去了一个多世纪，考虑到物证不可避免地会丢失和腐烂，已经难以追踪。小组将重点放在1960年至1998年间未破的凶杀案。经查，在这39年里，洛杉矶发生了23713起谋杀案，其中13300起因逮捕而结案，另有2668起被标记为“其他原因结案”，剩下7745起未破。几个月来，侦探们逐页翻阅案件简介。考虑到侦探人数少，只能寻找最有可能突破的案件，所以以性侵谋杀案为主。
　　2002年末，小组完成了对所有7745积案的筛查，认定其中的1400起案件具有复查价值，其中就包括1986年雪莉谋杀案。
　　2003年夏秋两季，兰姆金的部门正在逐案调查1400起积案。9月19日，正式启动对雪莉谋杀案的DNA分析。
　　1986年的证据信封上的字迹依然清晰，但纸张已然破旧。信封的状况后来在法庭上被描述为“破烂不堪”。一端有一处撕裂，装有拭子的管子从撕裂处伸出，但管子本身看起来完好无损。当小组分析拭子时，得到了两种DNA图谱，其中一个与雪莉的DNA匹配，另一个可能属于凶手。输入数据库比对没有找到符合的人，这意味着嫌疑人不在DNA数据库中。但一个奇怪的细节引起了兰姆金的注意。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检验的DNA通常都标记性别。在大多数暴力犯罪中，嫌疑人都是XY，即男性。但面前的DNA检测结果却是XX，也就是说咬雪莉的人是女性。嫌疑对象竟然是女性？
　　加利福尼亚州选民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由丽莎·卡恩共同起草的69号提案，要求警方收集所有因重罪或性犯罪而被捕的人及所有被判犯有此类罪行的州立监狱囚犯的DNA样本。数万名加州囚犯的DNA档案已上传到联邦调查局的庞大数据库中，但依然没有和雪莉谋杀案嫌疑人相匹配的DNA。
　　兰姆金的DNA报告在雪莉案中提供了一条诱人的线索，即凶手可能是一名女性，但没有指向特定的嫌疑人。因为专案组的工作太多，而且详细案卷还在范奈斯区警局，又因手头上还有一些比较容易办的案件，于是雪莉的案子再次被搁浅，一待又是几年。
　　到2007年初，兰姆金退休，小组已经侦破了40多起积案。他的继任者是另一位经验丰富的凶杀案侦探罗伯特·巴布，此时小组有10名侦探，手头上有120起案件。巧合的是，巴布在2008年3月升职，被调到范奈斯区警局任凶杀案探长。

　　五、尘封23年命案昭雪

　　23年过去了，巴布详细阅读了雪莉一案的材料，当看到2005年DNA检测报告时，他发现检测报告上的嫌疑人性别与案件原始调查的理念不同。原始主办警官的调查报告上说，嫌疑人为两名男性，个头不高，拉美裔。仔细研究案卷发现，雪莉的父亲提到过，有个叫斯蒂芬妮的女性曾经到医院找过雪莉，此女性在洛杉矶警察局工作，是鲁滕的前女友，但是在雪莉结婚前一年就和鲁滕分手了，似乎缺乏动机。案卷就这些信息，没有提出什么具体的有价值的线索。
　　巴布在想，这个女警可疑，所以只能是试试看，如果排除了，就放弃这个案子。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不可能再扩大调查。
　　案卷中还提到过，有名护士同事偶然和雪莉产生口角，但也是正常的工作争执。巴布决定先调查这名护士。她已经退休，住在北加州，巴布联系当地警局，秘密获取了她的DNA，很快就排除了嫌疑。
　　调查一名警察同事不便大张旗鼓地进行。
　　案发时，斯蒂芬妮是一名26岁的巡逻警官。1993年，她成为一名侦探。1996年，她与一个洛杉矶警局的同事结婚，后来又收养了一个小女孩。2006年，她被分配到艺术品盗窃案组，这是一个享有崇高声望的职位。在漫长的警务生涯中，她从未卷入过使用武力事件，也从未被投诉有任何不当行为。
　　经调查，1986年前后，大多数洛杉矶警察都携带0.38口径备用枪或非执勤枪，这就与雪莉谋杀案弹道报告中所显示的武器相同。巴布将斯蒂芬妮的名字输入加州枪支登记中心查询，发现3月9日（谋杀案发生13天后），她曾经报告0.38口径手枪被盗。
　　巴布获取了枪支失窃报告的副本。报告称，1986年3月9日下午2时刚过，斯蒂芬妮走进圣莫尼卡警察局大厅，自称是洛杉矶警局警官，告诉工作人员，停在圣莫尼卡码头附近的汽车被破窗，一个蓝色的健身包被偷。斯蒂芬妮向店员列出了被盗包中的物品：衣服、六盘盒式磁带、一把史密斯威森0.38左轮手枪。
　　巴布面临的问题是，如果找不到这把枪，就无法检验弹道，无法验证雪莉是被这把枪杀的。
　　2009年5月27日，经过一周的准备和监视，便衣侦探秘密跟踪斯蒂芬妮，当她扔掉喝过的矿泉水瓶子时，便衣从垃圾桶里捡了起来。从瓶口提取的DNA与从雪莉咬痕拭子中提取的DNA进行比较，结果相符。
　　由于此案过去了23年之久，证据的程序性和合法性存疑。巴布决定把案件移交给抢劫杀人案组调查。斯蒂芬妮与该组的很多侦探都熟悉，需要精心选择主办警官。最终格雷格和米洛两名侦探被选中，他们刚调来不久，和斯蒂芬妮不熟，对她没有偏见。巴布说，维持调查的保密性是首要任务，侦探们都很八卦。
　　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巴布和格雷格、米洛以及地区检察官一直待在办公室研讨案情。要抓捕斯蒂芬妮也不是容易的事，她经常是枪不离手。巴布等人商量，最好在监狱逮捕斯蒂芬妮，因为监狱不允许带枪进去。于是，上级决定调斯蒂芬妮协助格雷格去帕克中心监狱审讯一名女囚犯，一名艺术品盗窃犯。
　　2009年6月5日早上6时40分，当斯蒂芬妮如约到达审讯室时，格雷格开门见山，说她的名字出现在她前男友鲁滕的妻子被杀案卷中。格雷格告诉她，考虑到她已经嫁人了，所以选择在这里谈话，远离八卦的同事。
　　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两名侦探含糊其词，没有明确是把她作为可能的证人还是犯罪嫌疑人来对待。后来，格雷格问斯蒂芬妮是否愿意主动提供DNA拭子，她迅即意识到情况不对，说要找律师。这位经验丰富的女警官称“感到震惊”。谈话到68分钟时，她起身离开。刚出去不久，紧随其后的两名刑事侦探喊停她，给她戴上手铐。
　　斯蒂芬妮被直接带到洛杉矶县关押女囚犯的林伍德监狱，此后她一直被关押在那里，保释金为1000万美元。
　　2009年6月8日，她被指控谋杀了雪莉。她一直坚称自己无罪，通过律师拒绝了《大西洋月刊》的采访请求。审判暂定于8月下旬开始。
　　斯蒂芬妮被洛杉矶警局辞退，为了防止她逃离美国，或者通过她的丈夫获得武器，警察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她的丈夫也是一名刑事侦探。
　　斯蒂芬妮还被指控背叛了洛杉矶人民的信任，运用她的警务执法知识杀人。
　　检察官香农告诉陪审员，该案不仅基于DNA，可以概括为“咬伤、一颗子弹、一根枪管和一颗破碎的心”。雪莉手臂上的咬痕中含有唾液，与斯蒂芬妮的DNA相匹配。斯蒂芬妮的枪一直没有找到，但经专家鉴定，射入雪莉体内的子弹与1986年发给警察的子弹弹道相符。
　　检察官在结案陈词中引用诗人威廉·康格里夫的诗句：“天堂没有像爱变成仇恨那样的愤怒，地狱也没有像女人被蔑视那样的愤怒。”
　　在法庭上，鲁滕泪流满面。他说从来没有想过斯蒂芬妮会是凶手。
　　斯蒂芬妮的辩护律师反驳说，DNA包装不当，在验尸官的冰箱里保存了20多年，早已变质。他还暗示可能存在标本被篡改的情况。他指出，缺乏对斯蒂芬妮不利的物证，没有血迹、指纹、头发或纤维将她与现场联系起来。
　　最终，经过两年半的审理，2012年3月8日，由8名女性和4名男性组成的陪审团作出了有罪裁定。高等法院法官罗伯特·佩里宣布斯蒂芬妮犯有一级谋杀罪，判处25年有期徒刑，可以附条件假释；另外，非法使用枪支罪判处两年徒刑。但斯蒂芬妮因表现良好获得奖励及羁押待审时间总共可折抵1608天。
　　斯蒂芬妮提出上诉，说搜查令的批准程序不合法。通过搜查令，警方在她的日记中发现了她对鲁滕的新女友不满。
　　2015年，上诉被驳回，加州上诉法院维持有罪判决。
　　斯蒂芬妮目前在加州女子监狱服刑，刑期27年，到2034年有资格申请假释。
　　几代洛杉矶刑警锲而不舍，接力调查，终将杀人元凶缉拿归案。据《洛杉矶时报》报道，这是第一次有现役洛杉矶警官因谋杀罪被判刑。■
　　
　　【作者简介】刘长煌，江西省万年县公安局民警，全国公安作家协会会员，江西省作协会员，曾作为联合国维和民事警察赴利比里亚、东帝汶等国三次维和，先后三次获得联合国和平勋章。
　　（责任编辑：冯苗苗）